两会观碳：以法典筑绿色根基

2025年作为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，我国绿色转型交出的答卷，兼具“硬指标”的突破与 “新场景” 的落地，为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深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5.1%，这一数据背后，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发力——高耗能行业的技术改造全面推进，钢铁、化工等领域的节能降碳技术大规模应用，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提升，从根本上优化了能源消费的结构。

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21.7%，彰显我国能源革命阶段性成果。这一提升并非单一能源“独舞”，而是风电、光伏等多能互补“合唱”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第一批“沙戈荒”新能源基地建成投产，此标志性工程破解我国新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逆向分布难题。通过特高压输电技术配套升级，西北、华北荒漠地区风光资源转化为稳定电力输出，既为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提供实体支撑，又探索出 “因地制宜、规模开发” 的新能源发展路径。

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.3亿千瓦，是2025年绿色转型最具“前瞻性”的成绩。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、波动性制约其大规模并网，新型储能技术突破是破解难题的“金钥匙”。锂电池、抽水、钠离子电池等多元储能技术成熟，使新能源电力“削峰填谷”成为现实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，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奠定技术基础。这三项核心数据相互支撑，形成“能耗下降、清洁能源扩容、储能保障兜底”闭环，证明我国绿色转型从“被动减排”转向“主动优化”，为“十五五”深度降碳积累经验、储备力量。 

政府工作报告中对“十五五”时期的规划，以17%的降碳目标、58亿吨的产能调控、7%的研发投入强度，勾勒出我国绿色发展的清晰路径。这些量化指标的背后，是对碳管理体系精细化、系统化、智能化的更高要求，而碳足迹作为碳管理的核心工具，其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17%的降碳目标较“十四五”更强调“精准度”与“覆盖面”。“十四五”降碳重点在高耗能行业整体减排，“十五五”的17%目标将倒逼减排深入产业链各环节。企业不能仅满足于整体碳排放下降，需精准核算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。掌握全链条碳足迹数据，才能找到减排关键节点，制定针对性降碳方案。如汽车制造业，要核算原材料、整车物流及使用阶段碳排放，实现全生命周期碳管控。

8亿吨产能规划并非规模限制，而是“绿色产能”结构性优化。规划要求传统产业产能置换以“碳效”为核心指标，高碳产能退出与低碳产能准入均以碳足迹核算数据为依据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产能调控要避免“低水平重复建设”，通过构建碳管理体系推动产业升级。同时，7%的研发投入强度为碳足迹核算等技术提供资金保障，使碳管理成为可行实践。在此背景下，碳管理从企业“合规成本”变为“战略资产”，企业通过碳足迹核算优化流程、降碳排放，既能满足政策要求，又能在国际碳贸易与绿色消费市场占优势。 

如果说量化目标是绿色转型的“方向标”，那么法治建设就是绿色发展的“压舱石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作为我国第二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其出台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“单行法治理”进入“法典化治理”的新阶段，也为碳足迹核算与碳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，让碳治理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。这部法典的编纂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，旨在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、制度、实践成果以法典化方式固定下来，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完备的法治支撑。

从编纂背景与体例结构看，《生态环境法典》采取适度法典化模式，整合10部现行相关法律，吸纳20余部法律要旨要则，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兴领域作前瞻性规定。法典共5编、1242条，依次为总则编、污染防治编、生态保护编、绿色低碳发展编、法律责任和附则编，形成逻辑严密、覆盖全面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。其中，绿色低碳发展编作为核心篇章之一，设“应对气候变化”章节，聚焦碳管理、碳足迹核算等关键领域，为绿色转型提供针对性制度设计，契合“十五五”降碳目标与碳管理体系升级需求。

《生态环境法典》核心亮点之一是明确碳足迹核算法律地位、统一标准与责任主体，终结碳核算“标准不统一、执行不规范”乱象，这是其赋能碳管理关键。法典整合《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内容，构建统一碳管理法律框架，明确国务院生态环境等部门产品碳足迹管理、碳市场交易监管等职责。比如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按国家统一标准（涵盖重点产品）定期开展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并报送数据，使碳足迹核算从“自愿行为”变为“法定义务”，呼应国家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要求。同时，法典对碳足迹核算机构资质、核算流程规范性、数据真实性作严格要求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，确保数据公信力，为相关工作提供可靠支撑，回应社会对碳足迹规范化管理诉求。

此外，《生态环境法典》构建“协同治理”格局，融合碳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其他领域，打破碳减排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修复“各自为战”局面。法典通过制度设计，将碳足迹核算纳入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，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，坚持“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化”原则，实现“治污、降碳、增汇”三位一体。例如，企业申请排污许可证需提交碳足迹核算报告，生态环境部门结合碳排放核定排污许可额度；生态修复项目将碳汇量纳入评价体系。这种模式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效能，完善了碳管理体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法典明确单位和个人可按规定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，拓宽公众参与绿色低碳发展渠道，形成政府监管、企业主体、公众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格局，使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社会发展各环节。

从2025年的绿色转型实绩，到“十五五”的战略规划，再到《生态环境法典》的法治护航，我国的绿色发展正形成“成绩奠基 —目标引领—法治保障”的完整逻辑。在这一进程中，碳足迹与碳管理的融合，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，其意义远超环保领域本身，关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。

碳足迹核算作为碳管理的基础，能够让“碳排放”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数据，为企业降碳、政府监管、市场交易提供精准依据；而碳管理体系的构建，则能将碳足迹数据转化为实际的降碳行动，通过制度设计、技术创新、市场机制等手段，推动全社会碳排放的持续下降。二者的深度融合，既是“十五五”时期实现17%降碳目标的关键路径，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长远保障。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，我们既要巩固 2025 年绿色转型的成果，持续推进新能源基地建设、新型储能技术研发与产业结构优化；也要按照“十五五”的规划要求，加大研发投入，完善碳足迹核算标准；更要依托《生态环境法典》，强化碳管理的法治保障，落实法典中的各项制度要求，让碳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角落。唯有如此，我国才能在绿色转型的道路上行稳致远，既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，也培育出绿色低碳的新动能，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。